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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被我們戲稱為“站站停”的小型飛機于7月23日上午九點半從烏魯木齊機場出發(fā)，一個多小時后到達庫爾勒。機艙內年輕的空姐就像壁畫上的菩薩一樣相貌端莊，飛機上有廣播提醒乘客烏魯木齊和庫爾勒之間飛行里程約三百五十公里，庫爾勒的地面溫度為32℃。不，其實說不上是廣播，因為她們并沒有使用麥克風。機上的乘客總計只有二十四人，她們那銀鈴般的聲音大家都能聽得清楚。

　　庫爾勒的機場大樓，感覺就像農村的等候室一樣。定好的半個小時休息時間，不到二十分鐘便被告知“馬上出發(fā)了”。如此匆匆，甚至都沒來得及感傷一番。

　　庫爾勒這個地名雖然是用漢字寫成的，但我對片假名“コルラ”這三個字更為熟悉。1934年的三四月間，斯文·赫定曾被監(jiān)禁在此處長達二十多天。當年他來羅布泊探險，途中不幸被卷入馬仲英事件，不僅卡車被奪走，而且還慘遭禁足。關于此事的詳細經過，可參見他的著作《行走在戰(zhàn)亂的西域》，該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以庫爾勒為舞臺展開描寫的。在這本書中，我就曾多次讀到“庫爾勒”這個地名。

　　馬仲英是個年輕的回族將領。他曾在甘肅、青海等地生活。少年時代的馬仲英也是個淘氣的孩子，雖然也曾入南京軍官學校學習，但比起學校訓練，他更加向往真實的戰(zhàn)場，于是退學后來到了西北。當時，烏魯木齊地區(qū)連續(xù)出現(xiàn)因權力斗爭而產生的武裝政變和陰謀反叛，馬仲英感覺到這是天賜良機。他想要在絲綢之路上建立**王國，成為第二個拿破侖，于是在甘肅舉兵，隨后攻打**。不過他在一系列激戰(zhàn)之后節(jié)節(jié)敗退，后來不得不退守喀什，最終亡命蘇聯(lián)。

　　斯文·赫定就是被馬仲英敗軍在喀什捕獲的。馬仲英的失敗，主要原因是對當時的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當時，烏魯木齊的實權派人物盛世才依靠蘇聯(lián)的支持，獲得了大量軍事援助。乘坐在從斯文·赫定那里搶來的卡車上，狼狽敗逃的馬仲英依然擺出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大言不慚道：“他盛世才要是沒有蘇聯(lián)的飛機、裝甲車和大炮，我們怎么可能失敗呢？待我在天山南路重整旗鼓，日后必定占領**全境。”

　　其實即使沒有蘇聯(lián)援助，當時烏魯木齊的軍事力量也遠超馬仲英的想象。“九一八事變”后，昨天還和日軍交戰(zhàn)且實戰(zhàn)經驗豐富的東北軍便經西伯利亞“移駐”**。當時的馬仲英不過二十五六歲，要是這樣一個乳臭未干的青年實現(xiàn)了在絲綢之路建立**王國的“夢想”，豈不等于說當時的**不堪一擊？

　　20世紀前半葉，馬仲英將**卷入戰(zhàn)亂的泥潭，使**各地慘遭破壞，其負面影響完全可以和19世紀的阿古柏叛亂相提并論。

　　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是中亞浩罕汗國的將軍。當時，北方帝政時代的沙俄不斷擴張領土，中亞浩罕汗國也未能幸免，遭到了沙俄的進攻。阿古柏不敵，便占領喀什作為據(jù)點，隨后又繼續(xù)占領了和田、阿克蘇、庫車等地，并將勢力向吐魯番延伸，而且以托克遜為都城建立了**王國。雖然當時清朝國力衰微，但絕不允許有國中之國，于是朝廷派遣左宗棠遠征西北。

　　當時的阿古柏依靠沙俄，加上英國的支持，可謂橫行無忌。而俄、英都是帝國主義陣營里的侵略急先鋒，他們也想借助阿古柏達到入侵中國西部的目的。不過，此時的阿古柏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想獲得“埃米爾”稱號，而當時只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國王才能授予他這份榮譽，于是他和土耳其建立了所謂的邦交關系，卻不想引發(fā)了和土耳其敵對的沙俄的強烈不滿。當上“埃米爾”的四年后，阿古柏便受到了左宗棠率領的清軍圍剿，當他再向沙俄求援時，遭到了沙俄的拒絕。

　　在吐魯番失守、都城托克遜淪陷之后，阿古柏再次敗逃，不久便死在了庫爾勒。關于其死因，有“自殺說”“暗殺說”和“病死說”多種，但他死的那年正好爆發(fā)了俄土戰(zhàn)爭，所以時間應為1877年無疑。

　　“哦，今年正好是他去世一百年。”我邊想邊急匆匆地從候機廳走向機場擺渡車。

　　回想起斯文·赫定、馬仲英、阿古柏這些早已逝去的歷史人物時，庫爾勒在我的大腦中反復回蕩。古代這里曾被稱為“焉耆”。如今，在庫爾勒東北地區(qū)還有一個名為“焉耆”的回族自治縣。

　　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有“焉耆尼國”的記載，而且還特別加了“舊稱焉耆”的注釋。焉耆片假名為“カラシャール”，但我卻對漢字叫法更為熟悉。《漢書·西域傳》中，“焉耆”這一名稱赫然在列，所以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方。

　　把機場建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是全世界的慣用做法，從庫爾勒機場到市區(qū)有三十多分鐘車程。

　　“下機的旅客請乘車。”空姐提醒我們。

　　機場安排了接送車輛，下飛機后我發(fā)現(xiàn)那是輛吉普車，原來在庫爾勒下車的只有四五個人，一輛吉普車就足夠了。從空中俯瞰時，感覺山巒離我們很近，但落地之后才發(fā)現(xiàn)依然很遙遠。當我問到市區(qū)在哪里時，阿布都拉不假思索地指著白楊林方向告訴我就在那邊。

　　《西域水道記》一書中記載，庫爾勒以北二十里有遮留谷，再往北便是要害之地，那里設有關隘，大概就是唐代大詩人岑參所寫的“鐵門關西月如練”一句中的“鐵門關”吧！另外，《唐書·地理志》中也有“自焉耆西五十里有鐵門關”的相關篇章。

　　岑參于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到安西都護府赴任，并在當?shù)貫楣賰赡辍Ｒ驗槎甲o府設在庫車，所以岑參曾到過位于庫爾勒以北的鐵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像“玉門”這個地名隨處可見一樣，鐵門的叫法也不止一種。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關于羯霜那國（位于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市西南約六十五公里處）的記載中就出現(xiàn)過鐵門的名稱：“鐵門者，左右?guī)健Ｉ綐O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后來那里果真安了鐵門，并在門上懸掛了鐵鈴。

　　在登上中轉飛機之前，我一直不停地東張西望。那看不到的鐵門，那在塵土中疾馳的馬仲英的車輛，還有那阿古柏臨死前的情景都在我的腦海中一直盤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