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陶淵明，我時常要給他寫一個傳或者評論。也曾起過幾次草，但都沒有完成—時日稍過，自己的見解也隨著變了。現在寫出的是在較長的時間內比較固定一些的看法。主要的是企圖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他和晉、桓玄、劉裕的關系如何，以及他對農民的態度如何，總之是他的政治態度；二是他和儒家、道家、佛教等的關系如何，究竟應該肯定他有幾分儒家思想，有幾分道家思想，以及他自成為一種思想面目的是什么，總之也就是他的思想態度。我覺得他的政治態度和思想態度也都有一種發展，文中也就附帶地加以闡明。為了準備論據，必須先有一個較詳的傳記，并且對他的作品創作的時日也需有一個考訂，這也就是書的前半部分的內容。這些見解都不夠成熟，是不成問題的，只有請讀者們賜教！同時這些見解也有大部分是繼續了前人以及當代人的研究成績，這點則是應該聲明，并表示感謝的。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說：“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吧。”我們現在的看法也有些和舊說不同，但未必能達到魯迅先生的期望。本來還想論陶淵明的藝術成就和生活態度，但因為有些其他工作耽擱太久了，所以姑且暫告一個段落。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李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