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怎樣一種學(xué)問？究竟有什么用處？

　　從前的人，常說歷史是“前車之鑒”，以為“不知來，視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為戒。這話粗聽似乎有理，細想?yún)s就不然。世界是進化的，后來的事情，決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樣。病情已變而仍服陳方，豈惟無效，更恐不免加重。我們初和西洋人接觸，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敗的。

　　又有人說：歷史是“據(jù)事直書”，使人知所“歆懼”的。因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壞，就不免“遺臭萬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顧惜名譽。強悍的人，就索性連名譽也不顧。況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難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眾所共知的就不過是其表面；其內(nèi)幕是永不能與人以共見的。又且事情愈大，則觀察愈難。斷沒有一個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說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據(jù)以直書，那就非愚則誣了，又有一種議論：以為歷史是講褒貶、寓勸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的。其失亦與此同。

　　凡講學(xué)問必須知道學(xué)和術(shù)的區(qū)別。學(xué)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術(shù)則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舊話說起來，就是“明體”和“達用”。歷史是求明白社會的真相的。什么是社會的真相呢？原來不論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為什么成為這樣的一個我？這決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樣的家庭中？受過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這都與我有關(guān)系。合這各方面的總和，才陶鑄成這樣的一個我。個人如此，國家社會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風(fēng)俗；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氣質(zhì)；中國人的性質(zhì)，既不同于歐洲；歐洲人的性質(zhì)，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決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須追溯到既往；現(xiàn)在是決不能解釋現(xiàn)在的。而所謂既往，就是歷史。

　　所以從前的人說：“史也者，記事者也。”這話自然不錯。然而細想起來，卻又有毛病。因為事情多著呢！一天的新聞紙，已經(jīng)看不勝看了。然而所記的，不過是社會上所有的事的千萬分之一。現(xiàn)在的歷史，又不過是新聞紙的千萬分之一。然則歷史能記著什么事情呢？須知道：社會上的事情，固然記不勝記，卻也不必盡記。我所以成其為我，自然和從前的事情，是有關(guān)系的；從前和我有關(guān)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為我的。我何嘗都記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為我。然則社會已往的事情，亦用不著盡記；只須記得“使社會成為現(xiàn)在的社會的事情”，就夠了。然則從前的歷史，所記的事，能否盡合這個標準呢？

　　怕不能罷？因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況社會的全體？然則從前歷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說：其病，是由于不知社會的重要。惟不知社會的重要，所以專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專描寫英雄、記述政治和戰(zhàn)役之類。殊不知特殊的事情，總是發(fā)生在普通社會上的。有怎樣的社會，才發(fā)生怎樣的事情；而這事情既發(fā)生之后，又要影響到社會，而使之改變。特殊的人物和社會的關(guān)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論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會，察其對于社會的結(jié)果。否則一切都成空中樓閣了。

　　從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會，這也無怪其然。因為社會的變遷，是無跡象可見的。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無一息之停，人卻永遠不會覺得一樣。于是尋常的人就發(fā)生一種誤解。以為古今許多大人物，所做的事業(yè)不同，而其所根據(jù)的社會則一。像演劇一般，劇情屢變，演員屢換，而舞臺則總是相同。于是以為現(xiàn)在艱難的時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來，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執(zhí)陳方以藥新病。殊不知道舞臺是死的，社會是活物。

　　所以現(xiàn)在的研究歷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現(xiàn)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為社會正是在這里頭變遷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風(fēng)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fēng)化，當然不會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風(fēng)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jié)果。

　　一切可以說明社會變遷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來說明社會的變遷。社會的變遷，就是進化。所以：“歷史者，所以說明社會進化的過程者也。”

　　歷史的定義既明，歷史的價值，亦即在此。